内容提要

古籍中的“贝母”、近代图谱中的植物与今天标准里的浙贝母,来自不同知识体系。本草考证需要结合年代、文字、图像、产地和实物,逐步判断它们的对应关系。同名材料在不同时代可能具有不同涵盖范围,考证时需保留各自的语境。

古代药名与现代物种名并非一一对应

贝母在历史文献中的涵盖范围,比今天一个明确的植物学名复杂。1990年《中国药科大学学报》发表的贝母基源调查,结合多个产区的采集与标本鉴定,涉及27种及变种的贝母属植物,并描述其中23种药材的性状。这一结果说明,研究“贝母”药材时,需要进一步核实其植物来源。[1]

该研究所列27种及变种属于贝母属调查材料。调查所涉及的植物种及变种、药典收载的药材品种与农业选育品种,采用不同的分类依据,需区分其范围和用途。

现代《中国植物志》将浙贝母作为具体物种记载,列有名称文献、形态与分布资料。学名为不同地区的研究提供了可核对的物种名称,但现代学名与古代药名的对应关系仍需考证。古书只写“贝母”的地方,仍需要结合上下文考证。[2]

历史产地的含义与考证线索

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的川贝母道地药材团体标准,其本草沿革部分梳理了清代文献中川贝母、象贝等名称的区分。这些记载呈现了贝母药名逐渐细分的过程,可作为考证历史名称的线索。[3]

考证产地至少要分清三种情况:文献记载植物生长的地点,药材实际采集或栽培的地点,以及药材汇集交易的地点。旧书所说的产地可能与其中一种有关,也可能兼有数种含义。对应现代行政地名时,需保留原文的空间尺度,并说明可核实的地理范围。

例如,某段记录同时出现地区名和“大”“苦”等描述,可以形成一个待验证的判断:当时使用的材料可能属于某一类贝母。要进一步落实到现代物种,还需要对照其叶、花、鳞茎结构,或找到同时代可靠图像和后来的实物证据。产地线索有价值,但它承担的是定位和比较的作用。

历史植物图谱的版本、图题与形态解读

岩崎灌园的《本草图谱》是研究东亚植物图像的重要材料。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保存有该书不同卷册的数字记录,东京大学的相关数字资料也介绍了图谱的观察与编绘背景。图谱的价值,在于把植物各部位放在同一图版上,帮助读者理解茎叶、花与地下器官之间的关系。[4][5]

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展览资料记载,《本草图谱》从1830年开始预约配布,持续到1844年;部分卷册采用木版,后续还有手绘抄本。这意味着网上看到的“同一书名”,未必是相同年代、相同制作方式的图版。《中国植物志》所列浙贝母现学名的发表文献则为1867年。图谱编绘与现代学名发表具有各自的时间背景,后世目录中的物种对应属于后续分类整理。[2][7]

另一个具体例子是Thunberg于1800年出版的《Icones plantarum Japonicarum》图版11。图中可见下垂的花和卷曲的叶尖,原题却是Uvularia cirrhosa;现代植物图版索引将它归在浙贝母名下。原题与现代归类并列,恰好说明名称会随分类研究改变。阅读时宜将历史原题与现代分类索引并列保存。[8]

阅读图版应先确认版本、卷次、原题和收藏机构,再观察画面。现代网站给古图增加的物种标签,是后来的索引信息;图版原题属于历史记录。分别标注两者,可清楚呈现原始记载与后续研究的关系。

图谱中的器官比例需要结合绘制方式解释。画者可能放大花或鳞茎,调整叶片位置,或将不同生长阶段组合在一页上。因此,图中的形态关系可以用于比较,画面上的长度比例却未必适合直接测量。若需要讨论某个器官的实际大小,应回到有测量说明的标本、植物志或实验材料。

从古图到现代鉴定,需要哪些相互独立的证据

一幅植物图像与浙贝母相似,是研究的起点。接下来需要检查它是否保留了可识别的特征,是否有与图像相符的文字描述,年代与产地是否支持该种植物出现,以及有无其他近缘种同样符合这些特征。这些信息共同为历史材料与现代物种之间的对应关系提供依据。

历史材料能够支持的判断
材料可以支持什么仍需什么补充
古籍药名与描述当时的称呼、用途认识与形态线索版本、语境及物种对应证据
产地记载历史地理与流通线索采集地、栽培地和交易地的区分
本草图版器官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图题、年代、比例与绘制方式
现代标本与鉴定记录特定实物的物种身份与历史材料之间的可追溯联系

分子鉴定以实际样品为对象,可辅助确认与历史研究有关的现存材料。古籍文字和图像则依靠版本、语境与形态比较开展考证,两类证据各有适用对象。

本草沿革、产区史与现代资料的衔接

本草沿革侧重药材认识与使用历史,产区史侧重生产和流通变化。两者共同构成浙贝母的文化与产业背景;当代产品的来源与质量,则由对应批次的生产和检验资料说明。

同样,海外植物数据库的分布结论可能随标本整理与分类研究而更新。讨论自然分布、引种栽培或传统产区时,应写出资料出处和它使用的概念,避免用一个地图同时表达几种不同的关系。邱园数据库的浙贝母资料就分别处理分类名称、地理信息和栽培介绍。[6]

整理本草资料时,可将古籍原题、版本与图版、历史产地及现代分类意见分别登记,并注明各项对应关系的依据。后续新增标本或考证文献时,据此修订物种对应。

参考资料

[1] 李萍,徐国钧,徐珞珊,等. 中药贝母类的研究ⅩⅡ:基源调查和性状鉴定[J].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1990,21(1):19-25. https://jcpu.cpu.edu.cn/cn/article/pdf/preview/19900103.pdf

[2]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植物志:第14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 浙贝母条目. https://www.iplant.cn/z/frps/16459

[3] 中华中医药学会. 道地药材 第34部分:川贝母:T/CACM 1020.34—2019[S]. 本草沿革部分. https://cacm.org.cn/zhzyyxh/bzhsj/201907/5b6732c05cfc418684241a46c9312131/files/dd101aec547e4b5ca20432e00381adff.pdf

[4] 岩崎常正. 本草図譜[M]. 国立国会图书馆书目及数字化卷册. https://ndlsearch.ndl.go.jp/books/R100000002-I000000547508

[5] 東京大学総合研究博物館. 本草図譜[DB/OL]. https://umdb.um.u-tokyo.ac.jp/dshokubu/Honzo/honzo.html

[6]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Fritillaria thunbergii Miq.: Plants of the World Online[DB/OL]. 查询日期:2026-11-12. https://powo.science.kew.org/taxon/urn:lsid:ipni.org:names:535342-1/general-information

[7] 国立国会图书馆. 描かれた動物・植物:国際化と多様化のなかで、19世紀[EB/OL]. 《本草図譜》及《本草図譜記》展览说明. https://www.ndl.go.jp/nature/13

[8] Thunberg C P. Icones plantarum Japonicarum: Decas II[M]. Upsaliae: Johann. Fred. Edman,1800. Tabula 11,原题Uvularia cirrhosa. 书目:https://www.biodiversitylibrary.org/bibliography/73073 图版与分类索引:https://plantillustrations.org/illustration.php?id_illustration=16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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